“无度”重返相辉堂，这场音乐节记录着复旦摇滚青年13年的梦
13年里，Voodoo浮浮沉沉，却不曾中断。对于一届届热爱摇滚的复旦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的青春故事。13年过去，有些人早已离开校园，或以乐队为生，或有了各自的事业。有些人还在这个舞台上，继续前人留下的传说。
”复旦青年记者 张祁锴 主笔
复旦青年实习记者 曾美雅 王晓娟 报道
复旦青年记者 周悦成 编辑
▲第二届Voodoo音乐节现场
2006年5月17日，多功能厅里没有开灯，迪斯科球在屋顶旋转，绿色的激光在人群扫射。台上身着黑色背心的乐队正在演奏著名前卫金属乐队Dream Theater的《As I am》。主唱“元首”一跃而起。站在右边的吉他手“皇上”踩着身前的音箱，在指板上狂飙。
突然，疾驰的吉他声与尖叫声一起戛然而止，几个小节后才再度响起。乐曲结束，“元首”转身，笑得仰面倒在地板上：“对不起皇上，我把你的电源踩掉了。” “皇上”向他比了个中指，观众也笑作一团。有人高喊：“牛逼！”
留着莫西干头的贝斯手王雪阳在一旁笑着。他是复旦大学“乐手联盟”社团的创始人，这里是他在复旦的最后一次演出——第二届Voodoo摇滚音乐节的现场。
让他没想到的是，之后Voodoo一度移步相辉堂，成为观众突破千人的盛会；又一度在多功能厅与五角场下沉式广场流转徘徊，在校内变得无人问津。
13年里，Voodoo浮浮沉沉，却不曾中断。对于一届届热爱摇滚的复旦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的青春故事。13年过去，有些人早已离开校园，或以乐队为生，或有了各自的事业。有些人还在这个舞台上，继续前人留下的传说。
Voodoo Child
武东路的一家饭店里，王雪阳正和朋友们喝酒。
他们每晚8点左右在这些“像是三线乡镇那种老式饭馆”的饭店聚首，走过破破烂烂的地板，找一张铺着塑料桌布、破破烂烂的桌子坐下，然后待到后半夜再离开。
突然有人说：“Jimi Hendrix的《Voodoo Child》挺牛逼的，我们的音乐节就叫Voodoo吧。”
21世纪初，国内“音乐节”的概念刚刚起步。经历了崔健、唐朝乐队、Beyond等国内摇滚乐人的辉煌时代，2000年，千余名乐迷投奔北京的第一届“迷笛”音乐节。
王雪阳小学时候就接触了摇滚乐，自学了乐器。2002年一进大学，他就想找一起做摇滚的人。
当时校内的音乐社团很多，活动却很少。后来王雪阳才发现，这些社团只是有人为了“丰富简历”而办的。“他们都不是喜欢音乐的人，是搞政治的人。”
受此影响，许多在摇滚乐上志同道合的人直到大三、大四才互相认识，组起乐队。除了在日月光华BBS的吉他版上互相熟悉，现实中，乐手们往往相识于“得利”饭店里。
酒桌上的友情十分深厚。98级数学系的陈洁珺是个吉他手，04年暑假，他和王雪阳以及另一位同学一起骑车去了西藏。三人觉得军训的迷彩服结实，就一路穿着到了拉萨。
陈洁珺在学校有个乐队叫“惊叫基督”，他的外号叫“大嘴”。后来这支乐队参加了亚洲金属音乐节，现在已经成为国内老牌的金属乐队。
王雪阳总感叹身边玩乐队的朋友相识太晚，若是早点遇到，说不定四年能做出些好东西来。于是他打算办个社团，不收社费，没有去管理社员的社长，不争，不计算，单纯地让大家认识，组乐队。王雪阳甚至想给它取名叫“乐手公社”，后来因为政治色彩太浓，改成了“乐手联盟”。
社团成立以后，拿到了1000元经费，一众成员便想着办一个演出。他们问多功能厅借场地，多厅的“老大”与他们中的一人熟悉，就没收钱；他们问常去排练的蓝手琴行借设备，琴行和他们熟悉，也没收钱。
多余的经费，王雪阳全用来买了啤酒，在多厅外堆成了一人多高的“山”。门票免费，啤酒畅饮。
除了设备、场地、演出和啤酒，其他事宜王雪阳都没有张罗——舞台和灯光交给多厅“老大”“自由发挥”；化妆、舞美和主持人都是一起喝酒的燕园剧社提供的。“你说当天有没有化妆都行的嘛，但是有人主动来给我们化妆，那挺好的，就画呗。”王雪阳说。
第一届Voodoo有6支乐队，都来自校内，都是金属乐队。10点多，演出结束了，王雪阳他们又来到“得利饭店”点上酒。
没有微信，人人网，没人给他音乐节的反馈和评价，他也不在乎。
▲第一届Voodoo音乐会海报
黄金时代
09级本科生向秋静站在相辉堂不算靠前的位置，台上，“元首”在演出。“元首”的名字是钱丽卿，04年本科毕业于复旦数学系，此时在哲学学院读博士。
▲13届Voodoo音乐节，“元首”在台上表演
此时，距离第一届Voodoo，已过去近5年。
“元首”在歌曲中间突然停下：“经过这次演出，发现我们乐队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他转过头来继续唱，没有影响乐曲的进行。
躁动的金属乐舞台上，向秋静好像看到了一丝“学术气质”。“他们有把这个事情当回事来做。”
从06年秋天的第三届开始，Voodoo音乐节的场地换到了相辉堂，相辉堂也记载着这个音乐节的辉煌。
魏嘉毅是08级的国务学院的本科生，也是乐队Black Gold（黑金）的贝斯手。本科四年，他一共上了23次相辉堂，其中7次献给了Voodoo。
“多厅太奇怪了，连个后台都没有，相辉堂氛围不一样。” 魏嘉毅说。修缮前的相辉堂大约有900个座位，每到Voodoo，没人坐下，堂里“挤满了人”。
某届Voodoo上，一位乐手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自信满满想来一次“跳水”。他纵身一跃，第一时间没被接住，淹没在了人群当中。
每学期伊始，在阿康烧烤的饭桌上，乐队成员们就开始聊：“这届Voodoo演个啥？”“上次XXX你太挫了，打一半鼓棒又飞出去了”“我特意为这首歌写了段吉他solo，到时候踩在相辉堂大返听上面弹，超爽！”……
演出结束以后，他们又会回到烧烤店，5毛钱一串的新品烤肉点上200串，再来80串鸡翅，当然还有啤酒。
总有人倒在饭桌上，总有人被抬着回去。11级新闻学院的本科生二瓶雄大是乐手联盟当时的社长之一，无度结束的聚餐上他没有喝醉过，每到这时，他都已经累得喝不下酒了。“搬箱子来5个人，吃饭来50个。”他发了个牢骚。
相辉堂的演出吸引了更多的人。向秋静还记得自己在Voodoo现场受到的“感召”：“以前你在自修室里看着挽着袖子写字的人，在那一刻也（能看到他们）非常释放，那个感觉很好。我也希望在那边的台上唱自己想唱的歌。”
▲相辉堂台下的观众
后来，向秋静也组了乐队。2010年左右，报名参加Voodoo的乐队一度超过20个，遍布上海的各个高校。社长只能去挨个“审核”，选出最好的7支。 “Voodoo在高校音乐节里肯定是最有名的。”向秋静回忆。
陈菊弟是当时相辉堂的管理员，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堂主”。“堂主”会提醒站在椅子上面的同学下来，强调在木制的相辉堂里不能抽烟。10点一到，他会下来拉闸断电。
“几点钟了啊，收啦收啦。”陈菊弟一手拿着钥匙串，黑色T恤扎进西装裤里。魏嘉毅早有准备，“我们要派出一个人去稳住他。”
随即，“堂主”与同学展开对峙：
“还要多长时间？”
“十分钟吧！”
“真的只要十分钟？”
“真的只要十分钟。”
“十分钟十分钟，我这一辈子不知道等了多少个十分钟！” 他大手一挥，“好啦好啦，快点啊。”
▲“堂主”陈菊弟在Voodoo音乐节
Voodoo一般11点结束，最迟甚至拖到过12点。
2011年，复旦剧社的话剧《暗恋桃花源》还原了这一场景，邀请堂主出演自己。明明是最熟悉的地点和场景，换做在观众面前，陈菊弟突然有点紧张，台词卡了一下。他在尖叫声中上台，又在尖叫声中离场。下台前他没忍住，偷偷笑了出来。
2012年11月28日，正在相辉堂看现代舞协演出的魏嘉毅和时任乐手联盟社长的寿可怡接到通知：“相辉堂停止使用。”
相辉堂因修缮停用，而此时距离原定于相辉堂举行的第15届Voodoo音乐节只有两周。魏嘉毅立刻去找“堂主”，才发现他已经退休。寿可怡打遍了所有团委老师的电话，得到的只有安慰。
相辉堂里爆发出舞协演出的轰鸣和观众叫好，而寿可怡在外面的楼梯下，哭了出来。
下沉
15届Voodoo最后“回到”了多功能厅。一块巨大的白布上写了“無度搖滾”四个字，挂在多功能厅的顶上——也是在这段时间，Voodoo有了中文名“无度”，是“荒淫无度”的“无度”，也是“君子美无度”的“无度”。“管他呗，Voodoo嘛，音译，够酷就行了，还真有这种废柴滚青的意思。”现任乐手联盟社长之一李清扬曾经写道。
▲第15届无度音乐节在多功能厅举办
因为相辉堂修缮，原本在相辉堂举办的活动就必须分流到各个场所，多功能厅是大多数校内活动的选择。2013年秋天筹备第17届无度时，时任社长二瓶雄大提前2个半月去借多功能厅，却被告知只有元旦之后的期末季还有空闲。其他场地又不符合要求，无奈之下，在无度开始前一个月，二瓶雄大找到了五角场街道，希望能借用五角场下沉式广场。
当时五角场街道正好在做“校园文化社区行”的活动。街道的工作人员开出要求：需要有人参加一系列的社区活动，去敬老院、小学等地表演节目。
二瓶雄大料想身边乐队的同学不想去，就一个人背着琴过去“打工”。他顶着一头遮耳的长发，给敬老院的老阿姨们唱《甜蜜蜜》。
17届无度最后在下沉式广场举办了，街道方面包下了设备的费用，无度和街道的“长期合作”就这样定了下来。“社长可以不垫钱了，蛮好的。”二瓶雄大说。之前，几乎所有乐手联盟的社长都需要为无度垫支部分。
说到在五角场下沉式广场演出的效果，所有受访者都给出了相同的回答：“不行。”
2015年第20届无度音乐节，向秋静的乐队“夜间电梯”第一次登上无度。 “五角场，不知道唱给谁听吧。”向秋静苦笑着回忆。
之后每次在五角场举办无度时，天上都飘着雨。
自从无度离开复旦以后，来观看的学生就逐年递减。加上天气的影响，场下的观众只剩下偶尔路过的“大爷大妈”。“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在演音乐节，别人就是觉得你在街边驻个唱。”14级法学院硕士生、校内乐队东京茶的吉他手兼主唱“园长”张誉耀说。随着无度的影响力下降，校内“玩乐队”的人也开始慢慢减少。
2014年秋天，“园长”进入复旦，那个学期因为报名的人太少，作为传统的乐手见面会也没有举办。他有些失望，找了校外的人组乐队：“以前来之前就知道‘惊叫基督’这个队，一直以为复旦是一个金属氛围很好的地方，后来发现连乐手都几乎没有。”
“园长”后来写道：“十多年的积累，让上海的很多摇滚音乐人都听说了Voodoo音乐节的名字。可惜，在五角场下沉广场的Voodoo，却显得无比的孤独。”
▲第17届无度音乐节在五角场下沉式广场
2016年6月，第22届无度最后一次在五角场举办。时任社长是15级中文系本科生夏明浩。
演出当天又下起了雨。台上的主唱声嘶力竭，台下的“大爷大妈”嗑着瓜子。
“很荒谬。”夏明浩说。
结束后大家去三号湾的NEO酒吧聚会，有人大喊：“下学期回多厅演！”
次日凌晨4点，“园长”打开了放在酒吧里的音箱，向秋静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夏明浩笑着对“园长”说：“C调1645，向老师马上醒。”
这是达达乐队的《南方》的伴奏。“园长”开始弹琴，向秋静立刻从沙发上“弹起来”，唱道：
“我住在北方 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
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 让我想起了南方。”
彼时，向秋静已经在张江校区开始读硕士，做了辅导员，被大家称作“向老师”。他带着乐队参加十大歌手的比赛，13年进入决赛时他说：“我很珍惜这个时光，我希望我们能坚持下去，虽然我知道我以后会很忙。”
2017年，他再次入围决赛。向秋静找到自己参加的阿卡贝拉人声乐团“Poptricks”，与乐队“夜间电梯”一起，表演了皇后乐队著名的歌曲《Bohemian Rhapsody》。
从改谱子开始，他们花费了3个月完成这首歌。演出当天，在正大体育馆，向秋静穿着维多利亚式的礼服，唱完最后一句话，仰面倒在了聚光灯下。身边黑色礼服的伴唱在他身上倒下花瓣。
这首歌他一直想在相辉堂唱。
也是这一年，向秋静毕业了。他几乎在复旦所有的“舞台”上作为主唱表演过，但唯独没有的相辉堂。“我本科毕业那年相辉堂就重修了，我研究生毕业这一年刚好相辉堂准备竣工了，然后就完整地错过了。”
“我的那个黄金时期，完整地错过了。”他重复。
“夜间电梯”的乐队成员也各自出国和工作。和众多学生乐队一样，他们成为了口耳相传的故事。
一个深夜，邯郸路往南区的路上，向秋静与夏明浩聊到无度的场地：“（如果）相辉堂修好了，一定要借相辉堂。”
夏明浩没进过相辉堂，向秋静路灯下泛着光的眼睛，成为了他唯一的相辉堂记忆。
重返相辉堂
18年3月，万众期待中，相辉堂的修缮完毕了。
17级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的本科生章江南是乐手联盟的现任社长之一。接任的那个暑假，他就忍不住构想，今年无度要请什么乐队、做怎样的设计。相辉堂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场地。
他四处询问，终于找到了“相辉堂运营”这个专门的单位。接着找上他的是大量的文书工作——作为杨浦区文物保护单位，相辉堂的承重、用电都有严格的控制。
相辉堂的各项确认一直到11月3号上午才完全结束。因为与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的时期重合，原来的规则一度收紧，差点没有拿到场地的使用许可。
11月3日晚上，“园长”发了一条朋友圈：“命运多舛，定能涅槃重生。”
除了乐手联盟以外，燕园剧社，麦田剧社，守望剧社……很多需要舞台的社团现在都遇到了场地问题——东宫还未装修完毕暂时不对社团开放，相辉堂的价格社团承担不起，吴文政不能外架灯光……守望剧社这学期只有剧本朗读会而没有话剧演出，燕园剧社的本学期的戏剧定于12月初，现在还没有找到场地。
虽然历经困难，无度音乐节还是回到了相辉堂。
13年过去，王雪阳剃掉了自己的莫西干头；魏嘉毅创办了戏剧新媒体“好戏”；二瓶雄大开了自己的录音棚制作音乐：“很难说在做摇滚乐，摇滚乐就是穷。给钱的场子谁请你去演摇滚乐啊。”向秋静则在证券公司做医药的行业研究。
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胖了”。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像大学的时候，能够为了梦想，理想或者说快乐，不顾一切地做一件别人看来也不太在意，甚至是有点痛苦的事情。”魏嘉毅说。
那晚在NEO酒吧，王雪阳一连喝下了两杯“东京茶”—— NEO酒吧的一款烈酒。他在醒来时，已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园长”却记得很清楚：喝醉的王雪阳抓着酒吧的门把手做了一个空翻。这个故事被“园长”写进了乐队原创歌曲《WE want Tokyo tea》：“drink the tea，be the King，kongfu panda is coming.”
曾经的“滚青”们，真的变成了歌，流传下来。
《voodoo child》的歌词这样写道：
“我站在这山边儿上
抬一下手，将它劈倒
我站在下一座山边儿上
抬一下手，将它劈倒
我用这些碎片拼成一片沙漠，
或者一座孤岛”
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微信编辑丨宋一顺